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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全球政治

座谈会

2016年7月4日, 14:00-17:00

今天的当代艺术的成就是由新自由主义资本加上网络、双年展、艺术博览会、与之并行的历史以及不断增长的收入不平等构建的 。全球化和经济资本的去疆域化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影响全世界公民的决定现在由国家直接利益变为由一群少数统治群体无限制的做出决定。同时,网络时代改变了知名度,国际艺术实践和交流的可能性。 这可以影响到艺术、艺术实践、展览实践和不同的文化社群在成为政治和经济体棋子的过程中的性质与作用。但同时,通过更大的曝光度,这也可以给一些欠缺代表性的社群带来更多的权力。更甚,由于艺术系统的主要内容仍旧深深的根植于殖民性,政治性和保守的性别性叙事中,这些都在接受者新一代学者们的挑战。


一种标准的把政治和艺术结合的方法是假定艺术从某种方面代表了政治上的问题;但也有另一种有趣的观点:艺术领域的政治。五篇论文都是在从各个方向研究这一领域。历史上乃至今日的政治方向,艺术以及投资和艺术基础建设方向,性别政治以及他们可以如何被重新构想,政治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以及网络和大众传媒是怎样改变知识生产形式的。


艺术世界和艺术研究已经变成了移动的主体,重要的艺术枢纽不再是只位于西方的大都市中。艺术世界,从威尼斯和柏林双年展移到了伊斯坦布尔或者光州双年展。这些艺术展览枢纽,已经与创造艺术交流并且创造艺术基础建设紧密联结在一起。但有时,仍旧可以感受到一个统一的、全球化的艺术风格。Lisa Bensel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艺术中的文化同化,双年展和他们的基础设施与服务都被进行认真的研究:究竟双年展是否培育了文化同化,亦或是这其中甚至有一个模型,用以定义全球审美。


Elena Korowin介绍了一个西方感兴趣的政治角度,也叫做处于冷战时代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并进一步把这些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同互联网联系起来——在互联网时代,他们是怎样被理解的。通过社交媒体营造的,被彻底研究过的信息和新的透明化的政治,改变了社会注意力的跨度,使这些艺术家在全球政治语境下变得多元混合。Victoria Lucas解构了文化表征对于性别的不准确性,并且提供了一个考虑数字图像和它在虚拟与真实空间共同存在的可能性的乌托邦。她把性别的构造,性别在生活中的描绘与艺术中的性别描绘可能不符,这两种模型,放在真实和虚拟空间中重新进行构想。Song Borim正在挑战文化身份在数字艺术实践中的作用。艺术家经常需要仔细调查研究他或她自己的社会文化环境,但与此同时,文化身份已经成为了一种资产。数字世界,在这里似乎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被任何新的叙述形式征服的无首领地。Anahita Razmi在她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一些想法,在她创造一部叫做“New Eastenders”肥皂剧的过程中,其中有些想法具有可能性并且可以作为多种可参考的前提条件。他思考了电视肥皂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固有的刻板内容。


艺术政治小组非常注重艺术的实践以及艺术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并且关注艺术的叙事方式和它的作者们,在全球化的社会和互联网时代是如果产生变化的。在当前和全球状态下,艺术本身经历着怎样的改变和障碍,这些艺术实践的岛屿在今天是否可以跨国相连?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的改写是一种必然,这需要我们的重新构想和研究。


- 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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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妮: 可以看到图像是如何被构造的是一件有趣的事。尽管这个概念是由西方世界最先构建的,在中国,这同样是一件发生在异议艺术家之间的事。我常问我自己,为什么德国如此深切的参与创造这种异议政治文化和异议艺术?这些对于异议艺术家来说近乎为一种英雄主义。在促进异议艺术方面其实存在一定的危险,因为大家会相信他们正在做出关于这个国家及其政治状态的批判,但其实,正是这种态度阻止了这些人去实际与别人相接触。


Elena Korowin: 德国之所以积极参与战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时期的异议艺术,是因为德国曾经是国际政治艺术的舞台,它曾处于东西方之间。战后,所有的关于抽象艺术和新的艺术表现方式的讨论,都在这里举行——发迹于卡萨尔文献展的抽象艺术成为了东方和西方国家界限的象征。西德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而异议艺术家们也想要证明西方观念才是正确的观念。这些艺术家由策展人和画廊经理组成,他们用苏联艺术的形式来展现他们的想法和艺术作品,但是内涵却是西方价值观。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是发生在19世纪的“Bildungsbürger”事件。Bildungsbürger的意思是受教育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分子。在德国启用了一个新的教育系统之后,德国成为了这项教育制度的倡导者。因此,19世纪普遍存在这种受教育的资产阶级人士。Bildungsbürger在今天却有着一丝贬义的意味,代表着受过教育,但只会照本宣科西方人权思想的人;文学艺术和世界观都是来自书本上的。因此冷战时期,这些Bildungsbürger都对异议艺术非常感兴趣,并且不过问意义内涵的消费这种艺术。这也就是从何时起,异议艺术被创造出来。


Kelly Dolly: 我不知道“异议(dissident)”一词是否本身也存在问题,因为我觉得这可以是关于一个表达方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不同,但也可以非常全球化并具有普遍性。所以,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完全的异议人士?我认为,Pussy Riot(暴动小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个词的原意是脱离天主教,但是你真的能抵制所有已经镶嵌于我们所处环境中的东西吗?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我很想让你谈谈。


Elena Korowin: 我完全同意 “异议” 这个词的问题性。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冷战时期有很多次用来形容持相反政见的异议者。“非官方” 艺术家,”另类“艺术家,“地下”艺术家,这些在当时都用作主要术语。现在我更关注的是——是否可以完完全全做一名异议者?就暴动小猫来说,她们在过去从未作为异议者,或者把她们的形象作为异议者,她们只是把自己当做艺术家而已。“异议”是一个德国媒体爱用的词。我认为,在德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自由发展的国家,有这么多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自由发展。相反,在一个专制国家,会有人为了人权和言论自由而战。我们似乎需要的是烈士一般的艺术家。


观众提问: 我想听到更多的与“俄罗斯异议艺术”及其公共社会反映相关的一些观点。


Elena Korowin: 如果你想谈论俄罗斯的观念主义,当然你要先看每一个他们曾经在整个系统里的位置。对我来说,理解莫斯科观念主义的想法以及理解人为制造相关艺术家是异议者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把异议者看作是反社会的人,那这件事就会变得很棘手。所有这些艺术家都在艺术联盟中,并且都为儿童读物画过插图。也就是说,他们平日在艺术市场里“工作”,私下在自己的公寓里接其他工作。我们可以这样一直这样讲下去,将这些艺术家作为艺术典范。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苏维埃共和国倒台后,对于这些艺术家的关注度也下跌了。这些艺术家曾红极一时,但1993、1994年左右他们却无人知晓了。俄罗斯艺术曾有过大爆发,但随着政治系统的崩塌,再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了。即使是Ira Karakow,直到今天,她的作品在艺术市场里的价值也远低于八十年代。


观众提问: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Victoria,但是我觉得它也和Anahita的项目有关。我被你在做的关于避难所的项目所震慑住了。我想知道在这种你建造的、类似乌托邦的空间中,或者是这个你想象中的肥皂剧中,你从何种程度上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评论批判形式的?或者你是否认为它们是一种实体结构、一种新型空间形式或者电视剧形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下一步我们如何构想这个项目的另一面,消费市场。因为当然我们所说的主流电影就是关于他们是如何广泛的进行传播的。


Victoria Lucas: 关于你说的,Elena,有关西方文化,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西方的话题,我感兴趣的是谁是这里的“西方”,谁是叙述的框架。这些历史,这些性别观念,以及这些是怎样对我们造成影响的,我们是如何解开这些传统,来重新定位自己的?我猜想利用数字媒体,就像John之前说,做一名反社会活动家,将允许我以一个不被西方所控制的女性身份,就我们所处的框架,重新与之进行谈判。因此,从这些物理上的社会结构看,我把女性身份从中移除了,通过数字媒体,在展览中再把他们归位。希望这会使人民意识到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结构。同时,我认为作为一个模型,其他形式和想法也都可以应用于这个模型里。


Anahita Razmi: 你刚才提到了避难所。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矛盾的叙事体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不一定非要选边站。关于 “异议者” 这一词,它暗示了你已经选了一边,这是媒体叙事的刻板印象。联系到我自身,我非常喜欢利用流行文化形式,并且尝试着把他们转化成其他东西,打破他们的叙事性,然后看会发生什么。


观众提问: 我的问题是给Borim的。说到文化挪用和文化灵感,这是近期我在自己的工作中涉及到的东西,试图理清我能从文化中得到多少本不属于我的东西。在我仍旧思考关于我自己的艺术时,我要怎样去理解和尊重这一部分文化?


Song Borim: 我认为,因为我们是艺术家,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自由去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探索。所以与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会采取一些行动,这将会是你艺术实践的非常有用的一环。我认为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步骤。这之中有太多的先入之见和偏见,使理解其他文化成为一件很难的事。


Winnie Soon: 在你最后一张幻灯片上,你特别谈到了自我反思。 我的问题是,你认为你的作品是一个不完全确定的作品还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这有些符合你自我反思的工作方法。


Song Borim: 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最终将以何种方式去向何方,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仍旧有如此多的未知。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Victoria Lucas: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不断地对所处环境作出回应,对不断幻化发展的数字科技作出回应,并且,你把自己置身于其中。当我第一次做艺术的时候,我是一名雕塑家,后来我成为了一名电影制作人,现在我则使用虚拟现实(VR)一类的方法。我认为询问自己的内心非常重要,无论你是否被所处框架所局限住你对自我的认知,我认为之一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后数字时代。


Lisa Bensel: 自我反思是我们时间的根本,因为它游走于数字和物理世界之间:如果我们完成了一种思想,然后人们说“对,就是它了”,那么我们也许不能再发展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你有特别深的印象(转向Anahita Razmi),你有勇气从结束的地方开始。你真的是在寻找一个真正的截止点,并且如果你要做展览的话你可能必须要这样做。你必须为这一刻找到一个暂时的结尾。


Elena Korowin: 对于异议艺术家的自我反思在我看来非常重要。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所有的在我们文化中的具有具体立场的理论都在慢慢后退或消失,或者说人们在试图使他们消失。我认为我们都知道对待理论要非常的小心,尤其是从事跨文化研究,你要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Anahita Razmi: 即使作为一名艺术家,尽管你宣布一个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仍永远不会真正完成。只要观众向你展示了这件作品的另一种含义,在另一个地方站到你的作品,它就永远不会相同。考虑到全球艺术生产的概念和人们从一个双年展到另一个双年展,我仍然认为存在背景差异,并且这些差异非常重要。圣彼得堡的清真寺就和苏黎世的清真寺完全不同,而且这是有原因的,有些时候大多是悲伤的原因。对我来说非常有趣的是,仔细思考这些背景转变究竟是什么,做了些什么,以及观众带来了什么。


观众提问: 你展示的这个系列作品中,哪些是东方的刻板印象,哪些是西方的刻板印象,亦或者哪些是文化挪用?


Anahita Razmi: 想想我选择的“新东方人”的标题,我自己知道这是有问题的。什么是新东方?不同的东方?我希望我可以利用这件作品来讨论这些术语。在我的作品中,我仍然试图使用这些术语,因为我知道它们存在。我不能假装它们不在那里,但我可以把它们放到一个新的语境当中。


观众提问: 我也在美国上大学,我认为散居在现在不同的文化中都非常普遍。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同时还是历史上的。文化在渐渐失去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也许并没有失去而是在改变。有许多艺术家,为了取悦消费者,都把自己当做自己文化的代表者。我很想知道的是,面对其他人脑海中预先已经想象的那个“你”,你还会怎样展示你自己?


Song Borim: 当我1999年搬到纽约学习的时候,我去了苏豪区的画廊,许多的亚洲人在那儿有自己的展览,并且利用自己的文化身份变得非常成功。这对于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这种问题来说,并不是一个诚实的反思,更像是一个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市场营销。当时我想到了自己,我在这里学习,而我不会利用自己韩国的文化身份。但是当开始学习当代艺术之后,你也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思考。在做艺术研究的时候你非常需要反思自己和你的内在自我,这就是我开始对文化认同产生兴趣的点。散居和其他运动都超越了所谓的刻板印象,超越了其他文化群体中单纯的误解和误读。这是一个只属于某些群体的权力游戏。你必须让你自己的项目去超越它。

参加者

Elena Korowin

Victoria

Lucas

Anahita

Raz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