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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数码科技

随着我们会议第一组的讨论,我们想要关注当前全球系统中不断扩大完善的的网络和线上社群系统。虽然艺术家们对空间和全新科技形式的探索与调查已经不再感到新奇,但这种探索使得艺术社群得以继续利用虚拟世界作为一种新的形式,或一种潜在的艺术空间。艺术家们的批判性核心是确保我们最终使用的工具将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越开放越好。作为试金石,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以下一系列的问题。 目前,对任何一位当代艺术家来说:主要工作是对数字数码的探索,还是利用数字数码进行探索?电脑是否像其他工具一样,只是你作品的附属?在互联网数字化的空间内互动的意义是什么?数字化是如何影响艺术实践的?


数字化在今天经常理解为具有灵活性与多变性的基础(这里亦指所谓的危机),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流动发散的现象。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想法目前正在受到近期汇集于“新唯物主义” 下理论的挑战。诸如思辨实在论,以及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的项目研究都正在颠覆后现代主义中制定的主体与社会的关系。在推动反对抽象形式,紧密捆绑于非物质性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许多参数:使用和再利用数字形式,例如“后媒体”;通过新的文字定义和修改后产生的,对于生产类别的重新组织;对于类别的维护,例如在自动化系统中的艺术品。因此,我们第一组研讨的目的是要考虑这些显著的科技以及语境的变化,以及对应的,相较于创造和观察艺术图像或作品而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今天,领地的概念已经不再先于地图:所有我们想要拜访的地方都已经被我们探寻过了。我们已经看过卫星传来的照片了,我们已经可以沿着光标导航穿梭于高清街景中了,甚至作为社交网络中的一部分,我们也已经欣赏过朋友拍摄的带有地理定位标签过滤的图片了。通过使得数据空间更聪明、更复杂,这个数据空间连续不断地递归式地告诉我们如何定位和感知空间、景观和城市。在Deniz Baliz 的文章《数据风景作为城市空间:地图化作为后数码时代的实验性概念》中,她集中讨论我们现有的对于城市的认知中,从物质到非物质的范式转移。这使得物理与数字媒介之间具有了连续互换性,由此城市和它的展现方式变得同等重要。下一步应该是挑战和考验现状,找到新的映射维度。Deniz Balik引入了可以与网站拓展新体验的项目-它并非是认识论的、具有代表性的,而是具有实验性、思辨性和艺术性的。


Matthew de Kersaint Giraudeau将通过 “介入性实践”,在他的论文《网络、艺术与介入》中继续这项研究。这项研究是The Bad Vibe Club “介入项目” 的一部分(www.badvibesclubinterruptions.tumblr.com)。介入通常被看做是一种对于顺利进行的某些事物来说的不必要的干扰,尽管他可以被视为一种转型,一种对于实践而言激进的再思考。Matthew de Kersaint Giraudeau 展示了1971年至今荧幕干扰的历史,他介绍了在非艺术实践中介入的例子,同时也问题化了介入这一概念。以回答,作为艺术实践的介入能够为艺术家和社会带来什么这一问题。


John Hill的论文《自生系统论:社会与反社会机器》描述自生系统论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仍然处在一个阶段,如今人们仍然形容世界为一个巨大机器,而且这种表述仍未受到质疑。机器操作并不只是一个比喻,亦是一个用来决定如何去观察和量度的意识形态框架。John Hill提出了一个用来决定如何去观察和量度的意识形态框架。John Hill在这里介绍和更新了由生物学家Humberto Maturana研发的自生系统论的模型。这个模型额外必要,因为不论是全球范围的一些大话题,譬如全球变暖人为论、人类世论,又或是基因工程、生物骇客这些前沿技术都会需要新的方法论来解决问题。


数据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作为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作为自我工作反映的资源。Winnie Soon研究的是执行查询作为一种艺术实践形式。她的论文探讨了使用电脑查询来搜索、收集和重新反映在线数据的艺术家人数大幅增长,这揭示了一部分网络的分布动态。随着当前技术的扩散,数据越来越多的产生,并通过一个高度网络化的、可编程的和分布式的环境中实时分发散布。同时,数据查询在这种全球化的状态中也高度资本化。特别是应用程序接口(API)这一数字对象的提供,被大部分商业公司格外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如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微博。API是一组使数据可以被访问的规范协议。Soon将着眼于将API变为一个具有破坏性的查询工具的可能性上,因为它可以经历由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商业影响下的不断更新。


- 安娜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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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夏波: 你所展示的所有艺术作品都在探索艺术和技术的边界问题,与此同时你也是策展人,我想问的是,传统的艺术机构本身对科技发展是有割裂倾向的,那其中展览那些作品,究竟有多大意义?或者说是不是有重振这些艺术机构的契机,铸造一个和观众之间更宽阔的桥梁?


John Hill:令我震惊的是,我正在做的事给艺术机构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复兴,而且是最近我才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在数字化文化中,在数码平台上,你可以介入这样的体制之流中。然而这些旨在保持这样独立的艺术机构,有潜力去独立地做事。然而显而易见地,我们都知道,这些艺术机构可能很快地就会被带入主流当中。


Deniz Balik:艺术机构应该更多地是一个给你机会去研究和保存知识的地方。我和我的学生就是在致力于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政治、社交和文化批评融入到艺术品中。这开启了新的视角,引出了新的问题,这些都是没有被老师和校园体系所预先定义的。简而言之,对我而言,这种新视角的开启就是学术环境或者说学术界的概念。但要知道,其实学术界和艺术家应该在这个话题上更紧密地在一起合作。


Winnie Soon: 这个问题和我的情况关系很密切,尤其是我作为一个网络艺术家,或者说利用软件创作的艺术家。德国艺术家Aram Bartholl在网吧中举办了“迅展,” 这件作品展示出的概念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在非艺术机构中展出艺术品的展览方式很有意思。我展出的部分作品也可以在网上进行展示,尤其是Helen Pritchard的网络艺术生成项目。但在真实展览环境中,展出的更多是基础设施,更强调有形的部分。这就引出了类似云端这种话题的讨论。什么是云端?还是跟实体机器有关系。在数码艺术品中,这种实体性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他们能帮助作品建构起来。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办过一场叫做“未来的一切” 的展览,他们选了从数据的独特之处出发的作品。这个展览体现了对数据主题的一次有力的回顾。
Deniz Balik: 数字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也激起了一种批判性观点,那就是你会抛弃关于美、丑和其他传统美学类型的概念。这让你既可以讨论思路也可以生产概念,这种冲突引入了很多新的视角。


Kelly Doley: 我很关注艺术的档案建立,尤其是你们关于Winnie的讨论。在网络上,一天就是一种现有技术的有效周期,每天都在更新,更新,更新。当你在作品中使用类似二维码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它们会过时、失效,或者,像90年代以来保存在CD上的作品这样,如今实际上已经无法展示,如此一来,你们怎么为这样的艺术作品建立档案?博物馆或艺术机构怎么继续展览那些作品?因为20、30年后,让这些作品仍然能够得以展出是很重要的事。
Winnie Soon: 对我的艺术作品来说,这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三个月前,我收到一个类似文献展的邀请,其中一个邀请需要展出我的一件作品。但是Twitter上的空气污染指数不停在更新,我们不能只是单纯地复制它。所以我们后来所做的,是以一本书的方式建立起这份档案。这本书收录了一些概念、想法和二维码。这件作品不光是一种记录性文件,还是一件表述行为的艺术品。我们选择了这种很特别的形式去重新思考在互联网时代,档案意味着什么。
Katherine Grube: 对我来说,你们每个人的展示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点,也就是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如何回到本性。介入、质询、地形测绘以及对物理空间的干扰,通过以上这些策略,或者是不是通过外部事物的结构,实现这种修复。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那是一种对人类的复辟或者是人类的前景?


John Hill: 有一种根据身体的经历而进行的对于身体的复兴,Deniz所说的也体现了这种观念。但是这个极具主观性的关于人类的观点,不是我所要强调的。数字化让我们心中对个体和主体,或者对个体和主体的想象边界有了巨大的转变,使我们认识到身份可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


Matthew de Kersaint Giraudeau: 毫无疑问,我的介入和观众之间产生了本质上的交流,那些介入也要求着交流的发生。不过,Winnie和我昨晚讨论了关于非人类代码机构,我确信存在着拥有非人类受众或目击者的介入的例子。


Winnie Soon: 在我看来,你的问题背后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什么组成了人类。这是一个极难回答的典型哲学式问题。在我的作品中,我给了这种非人类机制一个位置。非人类也可以拓展到动物、昆虫和植物等等。在我的作品中我没有尝试着排斥人类,而是将人类机制打开,开放给其他机制,以求在艺术作品的概念中嵌入新东西。我允许这种询问本身在网络中展开。那些代码交互,比如数据库代码,比如让机构得以隐匿的平台代码,它们正在越来越影响着人类和生态系统。我们倾向于信任这些结构,信任着在我们面前出现过的东西。所以我想通过转移到人本之外,看看是不是有另一种视角去理解我们的计算生态系统的物质性。


观众提问:我想知道大数据环境下的非人类机制的危险潜质是什么?


John Hill: 我在展示中想说的是,在观察一个你身处其中的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危机时,你似乎是从外部去观察它的。涉及你的问题,当我们思考云端、服务器形态和纤维光学的时候,同时也是在思考我们的主体,思考自己的手机以及我们交流的方式。因此,我们如何在这个事物内部成为关键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也必须成为分离体系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成为他者文化中的一部分呢?我觉得也许是断离开来的文化让我们得以映射出我们所处的另一部分体系。并且,这些体系将如何让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我们所在的这种小型、地方性的、个人化的体系呢?


Winnie Soon: 近几年我一直在研究数码实践中的临界问题。我的方式是直接运用技术去理解数据构成,并弄清哪些参数是反数据的。


Matthew de Kersaint Giraudeau: 说到云端,我想到了“超物体”这个概念,Timothy Morton曾在气候变迁的背景下使用过这个概念。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中都大规模分布的物体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你想问我们如何认知类似云端这样的东西,那么可以类比超物体这样的概念。因为在这个定义下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即任何试图呈现或者干预哪怕是通过艺术来传达“云端”本身都是不准确的。然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和云端这类“事物”相处的现状。可以说这种无法互动性是必然的。


张桂才: 我希望能请Matthew再谈谈,介入者对他们正在介入的体系理解之必要,对调控这个体系特有习俗和规则的理解之必要。或者说,你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是更普遍,就是他们不用一定要理解这个体系中的规则?还有,你是否认为介入是可以扩展的?


Matthew de Kersaint Giraudeau: 类似艺术的东西,比如画廊等艺术空间中,或者就是能被我们作为隐喻的什么东西中,有一点这样的概念存在,即艺术实现的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干扰。这一点很有可能正是一定能被拓展的。拿 “色情倒影” 来举例吧,人们对其更深远的意义和其可能作为干扰的所展现的意义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关注点在于悖逆地使用技术,以及怎么渗入技术之中。“色情倒影” 对我的干扰,则是一种框架设计,就是让我用一个稍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待艺术史。


Elena Korowin: 我想进一步问一个问题:干扰和介入之间有不同吗?你有没有能够阐释这种差别定义的例子?


Matthew de Kersaint Giraudeau: 1971年,David Hall做了作品    “电视干扰,” 这件作品当时在苏格兰电视台展出。1990年---这就是为什么特指英国的语境——在四频道(另一个国内频道)也曾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再现了这个观念。但是这件事被称为“电视介入”,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家被委托制作一些短视频。这次短视频的展示活动让这个项目声名鹊起。这些短视频中有一些作品是集体灵感促生的,有一些是批判电视业的,还有一些比较像David Hall的作品。所以在一段特定历史中,我所看到的干扰是匿名的,而介入则是十分明确的作者身份的。而且干扰是需要被干扰人的,而介入只需要语境就能进行。


Song Borim: 我认为,理解任何艺术实践,个人视角、叙述、动机都是非常重要的。Matthew,你对干扰的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我们教学生当代艺术,那么我觉得“干扰”可能是教学论实践中十分有利的语词或工具。


Matthew de Kersaint Giraudeau: 这个关于干扰的项目是由Field Broadcast提供支持的。他们给艺术家提供平台,而且在他们的说明中,大量使用“干扰”这个词汇。我认为像David Hall所做的这种事,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运用。当我接触他们的时候,我最初的兴趣点在“干扰”上,也就是前卫艺术实践、激进的政治运动、市场和广告业中作为基础出现的干扰。在表面上,你会认为他们是完全相反的,但他们却都有着非常实用的工具。这个恶作剧般的优势,使得对灰色地带和丑陋关系的探索变得非常有趣。


Winnie Soon: 关于干扰,我也在思考它带来的可预测的后果。而针对利用计算机实现的艺术项目来说,其中的干扰出现在意料之外,也是无法被预测的。


Zandie Brockett: 我在思考机器人的出现是如何替代人工劳动力的。未来会有人工智能替代具有认知性和智力的人工劳动力。这样的话,干扰或介入的观念就会变得非常有趣,因为人类将仍会有能力自主地对这样的局面做出反应,而人工智能则永远没有这种自主应对的能力。
刘麟瑶: 当接收和处理信息在当下的语境中变得如此重要的时候,我们与媒体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比如说,与纸媒时代相比,什么东西改变了?


Winnie Soon: 当你谈到对信息的理解和与更传统的媒体的关系时,我会强调一点差异:执行的概念。


Deniz Balik: 在我看来,从传统媒体中获取信息和从数字化媒体的这种全新形式中获取信息的区别就在于新媒体“无孔不入”的这种现象。这给人们带来了自发的、瞬间的集聚,也可以被当成使人们为了政治事件而集会的工具。这就又能和干扰与介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了。另外,和硬拷贝媒体相比,大量信息都发生了变化,这引入了一种交互和概念发展的新自由。


John Hill: 我更愿意寻找某些传统和新东西之间的差异,或者是前数码时代和后数码时代之间的差异。但是接收和共同创作还是不一样的。人们已经从曾经的被动接收者转变成了联合创作者。


观众提问:对技术发展的探讨,引用黑格尔“大他者”的讨论越来越多,这些讨论认为“大他者”一直在监视着我们。你的艺术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关系这么紧密,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John Hill: 当你的观察对象是半人类半科技的事物时,这种后人类主义或反人类主义的观点就自始至终存在着。而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如今更突出、更重要,更加影响着我们如何体验这个世界。科技与我们是不分离的,当然也影响着你是偏爱人文还是倾向于其他方面。
邓菡彬: 去年我在一个展览上看过David Hall的这个影像作品,当我看到这个影像的时候,我意识到将要发生些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干扰已经被体制所覆盖,常规被打破的惊喜感于我们不过习以为常。艺术家怎样创造凌驾于体制之上的干扰呢?如果是一个十分顽固有力的体制怎么办呢?


Matthew de Kersaint Giraudeau: 我不确定David Hall的例子是否恰当,但是David Hall发表过一篇关于他作品中电视的被动使用的声明,可能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研究中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干扰——立刻就会重返受到它们所干扰的体系中去的那些干扰。我认为你不一定需要离开这个体系。John在他的展示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概念。即便不能打破体制,你也不能做烂艺术。有趣之处在于你所开辟的空间,在于时间流动暂停的一瞬间。重点就是空间上的间隙或者说时间上的间隔。


妮妮: Deniz,你所展示的从地图制图到测绘操作的转变,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还展示了地图是怎样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之下划定边界的。你和学生一起做的这个项目也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而且把社会变革视觉化了。我希望能请你对你的艺术实践中政治方面多进行一些阐释。当然这个问题也要问问高举行动主义和介入旗帜的John,你谈到创造性的反社会属性之必要,我想问你反社会和行动主义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Deniz Balik: 我们处在一个缺乏个体特征和行动主义的年代中,这两个属性的程度和后数码时代处于同一水平。特定的政治体制的存在不会允许你的自由表达。这个和学生一起做的项目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一位电脑工程师加上一位朋友,一起设计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由数字化城市地图组成。这个程序中,本地民众可以标记地点,可以讨论他们面临的问题,比如有人在你后院放垃圾,或者在主路上乱停车。这些问题会被收集起来,艺术家和其他人可以就这些问题而进行介入行为。


John Hill: 为了具有政治性和反社会性,艺术的创造要变成一个类似于另类社会的东西才行,这种另类社会是与现存社会关系相抵触的。另类社会的建立总是只能在小规模内发生,那么科技该如何发展,并且加强与那些另类的社会关系呢?

座谈会

2016年7月4日, 10:00-12:30 

​参加者

Matthew de Kersaint Giraudeau

Winnie Soon